中华诗词以其独特的魅力传诵千年，影响深远。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如何鉴赏品读诗词之美，并非易事。由叶嘉莹先生主编、陈斐任执行主编的“名家谈诗词”丛书，恰逢其时，可谓一代宗师、方家泰斗讲给大家的诗词入门课。
本丛书邀请王兆鹏、刘跃进、陈水云、葛晓音、罗时进、张伯伟、彭玉平、景蜀慧等当下领军学者，精选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任中敏、詹安泰、缪钺、钱仲联、余冠英、林庚、程千帆十位诗词研究大家的经典文章；同时，每一论著均由编选者撰写万字导读，介绍该名家的生平、诗词研究历程、贡献、特点等，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读者从中既可学习古典诗词的基本知识，深层次地品味诗词之美，也可揣摩诗词创作、鉴赏的方法。
日前，由三联·生活书店出版“名家谈诗词”系列的“以诗词为心——‘名家谈诗词’新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名家谈诗词”丛书执行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陈斐在座谈会作了重要发言，阐述了其若干学术观点，以下为其发言精华。
“名家谈诗词”丛书执行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陈斐在座谈会上发言。
今天有位媒体记者问我：最想把这套“名家谈诗词”丛书（三联·生活书店2021—2022年版）出版的消息告诉谁？最想让谁读这套书？我的回答是，最想告诉的人是我的妈妈，最想让我的儿子去读这套书。
我小时候非常瘦弱，三岁了还不能利索地说话、走路。妈妈就借了别人的《唐诗三百首》，抄在笔记本上，教我背诗。当时我吐字不清，跟着妈妈背，“咿咿呀呀”的，没有谁能听懂，除了妈妈。妈妈为了鼓励我，家里来了客人或是带我到巷道里玩、串门时，总会给人说：“我儿子会背诗，让他给你背首诗吧。”我就“叽哩哇啦”地背一通，再由妈妈翻译给亲友听，大家就客套地鼓掌或说好。
我上了博士的消息传到老家后，亲戚朋友都很惊讶，说：“哎吆，他是骞舌子（方言，说人舌头笨），不过，他妈从小就教他背诗，不容易啊！”我想，后来我在解读诗词方面有那么一点悟性，与妈妈小时候的诗教密不可分，她培养了我最初的语感。
我为什么动议编这套书呢？直接契机是我儿子的出生。儿子出生以后，我有了一种“人梯”之感，深感自己所受教育中有不少缺憾，想在儿子的教育中极力弥补。于是，作为一个“80后”父亲，我发挥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微薄力量，联络同道，把我们学习过程中读过的诗词精华提炼出来，编写成书，奉献给天下所有的孩子，就像孟子所说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陈斐自撰并书写《育儿诗》。
十几年前，我刚上研究生时，很害怕亲友问我是研究什么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像钱学森、袁隆平那样研究原子弹、杂交水稻，才叫研究，很难向他们解释中文、诗词也是需要研究的。现在，如果有谁问我学习诗词有什么用，我会理直气壮地用一句话回答：“读诗是让一个人的灵魂和谈吐变得高雅起来的最为廉价、便捷的方式。”近些年，经济发展了，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但缺少贵族，而贵族气质说白了就是书卷气，是一种文化熏陶，需要几代人去培养。据说，人类社会80%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语言文字传承、交流的，就人类精神开掘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诗歌可能是所有文学、艺术中首屈一指的。诗人是人类感觉和语言的探险家，他们在不断拓展着我们感觉和语言的边界，所以“不学诗，无以言”，甚至“无以生”。举个例子，武汉疫情初起时，四方八方都在支持鼓劲，当我们的媒体充斥着“武汉加油”之类的口号时，日本人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让我们猛然意识到自己天天打交道的汉语竟然还有如此典雅、优美的表达。如果你没读过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你看到菊花或到长江旅游时，你心中涌动的诗情美感肯定会大打折扣。
诗歌凝聚了人生最为美好的心志情感，而且语言最为精粹优美。所以，读诗有提升境界、雅化言辞的功效。当然，其他艺术比如钢琴、绘画、音乐也有此功效，但都不及诗歌廉价、便捷。你只要花上十几二十块钱买本诗集，就可以随时、直接和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交流。
说到读诗，有人也许会问，诗词是文学性的东西，不正要人们发挥想象力嘛，张三说的和李四说的都有道理啊，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些名家泰斗写的书呢？当然也有人会说，肯定要看专家的，语文老师要在中文系接受过科班训练，而不是会说汉语的人都能当。两种说法都有道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情境讨论。日常生活中，我们和诗词打交道，一般有两种情境：一种是“说诗”“解诗”的情境，另一种是“引诗”“用诗”的情境。“引诗”“用诗”是可以“断章取义”的，允许把一句诗从原先的语境里剥离出来，根据我们当下表达的需要，另赋新意。就像我们受到挫折后，鼓励自己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夏天很炎热，我们说“七月流火”，而不用管李白诗、《诗经》的文本原意是什么。舞台上相声小品、脱口秀演员，可以说是最善于“引诗”“用诗”的人了，他们往往基于原意和新意之间的张力制造笑点。此外，还有一种更为基础、重要的“说诗”“解诗”情境，语文课上老师讲解诗词、专家研究诗词都属此类，必须联系语境、根据诗词表情达意的规则准确阐发、理解文本的原意。
我们读诗，首先是“说诗”“解诗”，然后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去“引诗”“用诗”，让诗点化我们的生活、滋养我们的生命。“引诗”“用诗”需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创造性和个性，而“说诗”“解诗”则有一定的规则和难度，不同的说解肯定存在高低正误之分。我们阅读诗词，首要的、主要的是“说诗”“解诗”，因此就要选择高手、名家写的书了，所谓“入门须正”。我们的语文课不能请相声小品、脱口秀演员来上，原因也是如此，尽管后者的说解更为搞笑，但我们明白，那是“引诗”“用诗”。
这些名家泰斗说解诗词的殊胜之处，大概有二：一是他们都有诗词创作的体验，有些人诗词还写得非常好，是著名的诗人，可谓研究和创作兼擅。他们往往能结合创作体验说解诗词，多中肯精妙之言，而无隔靴搔痒之病。二是他们的国学功底都比较深厚广博，对古代诗人的生活、情思等比较了解，没有把古人“现代化”或凭空臆想的毛病。
《文心雕龙·知音》里有句话“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把创作和说解的过程高度凝练地概括出来了。我们吟咏诗词，是抒志摛文、将情志外化为语言文字的“编码”过程，而解说诗词，则是通过文字探求情志的“解码”过程。不管是“编码”还是“解码”，都要通过语言文字的中介，都要熟悉其语法、规则。
诗词的表意不像散文那样显豁、连贯，而具有一定的含蓄性和跳跃性。用书法打比方，散文表意有点像楷书，而诗词表意则像行书或草书。我们尽管没拿过毛笔，不懂书法，但看楷书，大体也知道是什么字，看行书或草书，问题就来了。诗词表意的语法规则比较独特，就像行书或草书，有很多笔断意连的地方，且富有暗示性，如果没有相对丰富的创作体验，很难看明白它是怎么写出来的、写的是什么，更不要说把它的精妙之处讲出来了。
诗词往往是诗人生命、生活的映射，要充分解读的话，可能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古今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变迁，在古代，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在今天可能连专家都不容易弄明白。我举个例子，大家看唐代诗人李郢写的《宿杭州虚白堂》：
秋月斜明虚白堂，寒蛩唧唧树苍苍。
江风彻晓不得睡，二十五声秋点长。
这是诗人在旅途中写的，说自己被江上的风浪搅得彻夜未眠，但诗人为什么说“二十五声秋点长”呢？这句诗宋代大词人吴文英也化用过，他的《尾犯·甲辰中秋》说“二十五、声声秋点，梦不认、屏山路窄”。
“秋点”什么意思？《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有解释，说是秋日报时的点声。过去用水滴漏计时，到了整点会击鼓、敲钟或打梆子报时，现在很多寺庙还有钟鼓楼。但诗人说自己彻夜未眠，为什么要说听到了“二十五声秋点”呢？为什么不是其他数量呢？这一点，目前唐诗宋词的注本都没有弄明白。我花了一个小时考据，才搞清楚。原来，古代一夜分为五更，一更分为五筹，又称五点，到时就敲击钟、鼓等报时，如果一晚上没合眼，是不是刚好听到“二十五声”报时的点声呢？
这个例子说明，解读诗词，如果国学功底不够深广，难免露怯。
毋庸讳言，相较于前辈，今天的研究者对诗词文本的感悟力和解读力普遍比较低，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匮乏创作体验、国学功底不够深广。而这些名家泰斗的长处恰好在这里，所以，他们解读、研究诗词的论著，某种程度上已和中华诗词一样，具备了历久弥新的“经典”属性。通过阅读它们，不仅普通读者可以走进中华诗词的“正脉”，而且专家学者也能揣摩路数、提高水平。
这就是我倡议编选这套丛书的初衷，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发潜德之幽光，启来哲以通途”。我把这个想法说给郑勇先生，得到了他的垂青。我们一起去拜访叶嘉莹先生，先生很支持，欣然同意出任主编，从总体设计、名家选择、编选标准等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多指导。我们还得到了很多师友的响应、支持，他们都非常用心地编选并撰写导读。最后出版环节，编辑又付出了很多辛劳。这套书，可以说是众多殊胜因缘共同促成的。至此第一辑全部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道声“谢谢”！
“名家谈诗词”丛书主编叶嘉莹先生（中），左为本文作者陈斐。
我们编选这套书，目的是把名家泰斗研究诗词的成果普及化，让以前多被学术界关注的精妙文字，散入寻常百姓家，沁养普通读者的心灵。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些名家泰斗的得意门生，或是对其治学比较了解的中青年领军学者，进行编选，精选那些既能代表该名家泰斗说诗特点和成就，同时又具有普及性和可读性的文章，汇编成一本书，篇幅在二三十万字左右；另外，还邀请编选者撰写一篇导读，介绍这位名家泰斗的治学经历、说诗特点和成就、影响等，以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
具体编选时，除了兼顾上面说的代表性和普及性外，有些书还有特殊的“匠心”。比如，詹安泰先生的代表作《词学研究》目录有十二论，但只完成了七论，论境界、起源、派别、批评、编纂的五章没有完成。我们新出的《词史与词境》，特意精选了《词境新诠》《词的起源》《宋词风格流派略谈》《诗的批评——中国诗论之一》《从宋人的五部词选中所看到的一些问题》等，大致呈现了他在这些论题上的思考，名为选编，实乃足本。
《词史与词境》 詹安泰 著 彭玉平 编选及导读。
有些篇目还有辑佚、增补。唐圭璋先生的《词的真伪与高下》，收了一篇佚文《张于湖评传序》。这本书中的《李后主评传》，我们也根据最早发表的期刊版增补、还原了数千字。这些文字主要讲李煜的生活多么多么奢华精致，唐先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论文集时，受社会环境影响删掉了，改革开放后再版、再编时也没有校补，我们首次补全了。
唐圭璋著、王兆鹏编选及导读的《词的真伪与高下》一书中，《李后主评传》根据最早发表的期刊版增补、还原了数千字。
校勘方面，生活书店的编辑下了很大功夫。我通校过四五本书，其他书也做了抽校，对他们的工作比较了解。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作为一个学者兼编辑的我，都感到非常敬佩！
我们的目标是“后出转精”，所选文章参考了这些名家已经出版的论文集或文集、全集等，既吸纳了其编校成果，也纠正了不少错误。我举几个例子：
詹安泰先生《词史与词境·词境新诠》（第133页）校样里有一句“词之境界，非属‘纯真’，即属‘惝恍’……各有所长，故亦不必伤庆也”，我审校时看到“伤庆”这个词，感觉不词，就去核查，发现全集也是如此，又核了此文最早发表的期刊版，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偏废”，因为字形相近而弄错了。
《词史与词境·词境新诠》的校样。
再如，龙榆生先生《填词与选调·论词谱》（第434页）校样中有一处提到“西城焚书”，其论文集、全集及论文原刊版也都这么说，但文意无法贯通啊。我一看这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引用的文字，就核查了此书，才发现应该是“西域梵书”。这是他书校。这篇文章的校样中还有一句“旨夫句逗韵叶之比较” （第436页），“旨夫”是什么意思啊？也讲不通。我想了半天才弄明白，“旨”应该是“与”，因字形相近而误，“与”是连词，“夫”是语气词，二词常连用，这样讲就文通意畅了，于是做了理校。
《填词与选调·论词谱》的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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