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代人可能都难以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激情迸发的年代，金色年华遇到了改革盛世，校园充满朝气，大学生意气风发，胸怀抱负和理想，求知如饥似渴，甚至觉得睡觉都是浪费时间，我应该属于这类人。我上大学时（1978年）已有近5年的工作经历，之前做梦也没有想过这辈子能上大学。我对这次学习机会格外珍惜。当时流行的电影《望乡》《流浪者》等我一概都没有看，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我穿着一双磨露底的皮鞋，每天都要在没人的地方疯狂地朗读英语和背诵课文。经常在从食堂往教室走的路上遇到同学，问我“吃的什么？”，我经常回答不上来，因为边吃边背单词，根本不知道吃了什么。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也很感慨，哪来的这么大劲头？想想还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因为有理想，有抱负，有憧憬，而没有抱怨。其实，那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12个人住一个寝室，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12张床，上下铺，夜里总会有一两个人打呼噜，隔一会儿就会有一个人去上厕所，冬天披着衣服，一路小跑，嗒嗒嗒的拖鞋声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每人一个油脂麻花的饭袋，女生的好一些；每顿饭基本是一饭一菜，饭菜烩在一起吃，男生一般都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生活简单单调，但没有人抱怨，好像还都很满意，都很乐呵，都精神抖擞地学。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这样。我很幸运，大学毕业那年还收获了爱情。

中国的亚述学是1985年随着东北师大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才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我大学毕业时，虽然没听说过“亚述学”，但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林志纯先生的名字在东北师大却是人人皆知。当我面临报考研究生方向时，一位历史系的老师建议我报考林先生的研究生，因为林先生不仅名气大，而且代招出国留学生，我学了四年英语，自然报了出国留学生，目标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东方学研究院。后来因为政治试卷差一分不及格，结果出口转内销了，成为林先生的正式学生，留在国内研读。林先生招收的学生分几个不同方向，我被分配搞亚述学，从此我就上了亚述学这条船，乘风破浪，几经风险，还好，最后平安着陆。

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是亚述学的必修语言，这两种古代语言既是亚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主要的研究工具。从1985年起，在林志纯先生领导下的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就开始聘请外国专家教授各种古代语言，包括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从1985年起，我就在东北师大跟外国专家学习这两门语言，出国后继续学习了很多年。

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林志纯先生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邸文老师专门教我们两三个人德语；请著名学者、后来长期担任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的廖学盛先生教我们希腊语，我也学过拉丁语和日语，甚至还学了几个月阿拉伯语，但这些语言的学习都半途而废了，如今都不敢对人说自己曾经学过。但回过头来看，这种浅尝辄止式的学习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让我对这些语言产生了一些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不体验是不会有的。

我曾用德语和英语发表过一些论文，也用这两种语言在德国和美国做过学术讲演。英语和德语基本过关了。法语学了很多年，但在法语上下的功夫还是不够，目前凭工具书勉强能看专业论文。对中国而言，亚述学是舶来的学问，几个西方大国的亚述学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而且第一手材料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必须首先学习他们的语言，而后才能研究。所以，在亚述学领域从事研究，英语、德语和法语是必备的语言工具。我们要求学生，研究生期间，除英语外，至少要再学一门外语，德语或法语，能兼顾更好。现在的学生学习条件好，人也聪明，有的学生在研究生期间已经掌握了几门外语。后生可畏，来者肯定胜于今。

不同人对学习外语会有不同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学习外语也会有不同感受。学第一门外语和学第二门外语的感受会大为不同，学古代语言和学现代语言也有很大区别。总的说来，学第一门外语比学第二门外语难度要大，即使第二门外语与第一门外语毫不相干，因为至少在方式方法上你可以驾轻就熟。如果第二门外语与第一门外语属于同一语系，可借鉴和借助的东西就更多了。学现代语言比学古代语言难度要大，这是因为二者的要求和目的不同。学现代语言一般要求能听、说、读、写、译，而学古代语言一般要求能识读即可。如此说来，会几门相关的外语，掌握几门相关的古代语言，也不是什么难以企及的事情。

外语也好，母语也好，永远学不完，永远达不到最完美的程度，实际上也不需要达到最完美的程度。对绝大多数学外语（包括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人来说，外语只是工具，多学一门就多一种工具。学得好，这种工具就好用一些；学得不好，也是一种工具，但用起来可能会蹩脚一些。作为现代学者，只要研究工作涉外（外国文学、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等），就都要备一个语言工具箱，工具箱里的语言越多，工作起来就越得心应手，能解决的问题就会越多。这和孔子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同一个道理。否则会出现尴尬局面：遇到了问题，但无力解决，是因为工具箱里没有合适的工具。我就经常陷入这种尴尬。我多么希望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我得心应手的工具啊！在此，我不妨对年轻人现身说法：趁着年轻，多学几门外语或古代语言，有百利而无一害。空闲的时候还是应该少玩手机，多学点外语。

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都可以拿来作为开展比较研究的依据。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能为比较而比较，二是不能过度，什么事情都有度，过度就会走向反面。

上世纪初，随着英国学者史密斯发现泥版中的“洪水故事”和英、法、德、美考古学家在众多考古遗址都有重大发现，西方学界出现“泛巴比伦主义”（Pan-babylonism），在德国还出现了“巴比伦与《圣经》之争”（Babel-Bibel-Streit）。以德利奇为代表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旧约》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宗教和伦理上都依赖于巴比伦文化”。毫无疑问，作为古代西亚地区众多文化中的一分子，希伯来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在度量衡、宗教仪式、风俗、戒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受到影响的实例，在文学方面更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洪水故事和弃婴故事，创世思想和过程也有类似之处，但由此而全面否定《圣经》的原创性和权威性就超越了可以接受的“度”，物极必反，结果德利奇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圣经》与巴比伦文化的比较研究遭到严重挫折。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这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几乎成为禁地，直到今日也很少有二者间的比较研究。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年: 2021-1

内容简介：《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人类历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史诗情节连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更有现世与冥世通联，人与神直接面对，想象丰富，说理深刻，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语言朴实、形象、优美。今之读者，读之恍若现代杰作，一种古今兴感、若合一契的感慨油然而生。（部分摘自“豆瓣”）

经常会有人问学亚述学有什么价值等类似问题。根据我的观察，问这类问题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不知道人文科学的存在价值，一种是“明知故问”，听听我的说法而已，你们属于这一类。这个问题在北大是不需要回答的，要回答也轮不到我。北大的文史哲历史悠久，而且全国领先，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引进了亚述学、赫梯学和埃及学，近些年，一些富有情怀和远见的老师又在积极推进西方古典学和亚非古典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些实际存在和实际行动就是对学科价值问题的最好回答。

我国的涉外文科（外国语言、文化、历史等等）总体来说还是很薄弱的，空白点很多，大力扶持和发展文科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的文科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国文科教学和科研人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文科的发展情况直接关乎国民素质，甚至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北大在发展文科方面理应领军全国，垂范天下。设立古典语文项目，推进古典语文的教学与研究，可被视为北大在这方面付诸的行动，作为学生和教师的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

至此，再次衷心感谢拱玉书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充满洞见和启发性的视角。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

期待在下一期“视角”栏目与大家再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