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是亚述学的必修语言，这两种古代语言既是亚述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主要的研究工具。从1985年起，在林志纯先生领导下的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就开始聘请外国专家教授各种古代语言，包括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从1985年起，我就在东北师大跟外国专家学习这两门语言，出国后继续学习了很多年。
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的导师林志纯先生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邸文老师专门教我们两三个人德语；请著名学者、后来长期担任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的廖学盛先生教我们希腊语，我也学过拉丁语和日语，甚至还学了几个月阿拉伯语，但这些语言的学习都半途而废了，如今都不敢对人说自己曾经学过。但回过头来看，这种浅尝辄止式的学习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让我对这些语言产生了一些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不体验是不会有的。
我曾用德语和英语发表过一些论文，也用这两种语言在德国和美国做过学术讲演。英语和德语基本过关了。法语学了很多年，但在法语上下的功夫还是不够，目前凭工具书勉强能看专业论文。对中国而言，亚述学是舶来的学问，几个西方大国的亚述学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而且第一手材料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必须首先学习他们的语言，而后才能研究。所以，在亚述学领域从事研究，英语、德语和法语是必备的语言工具。我们要求学生，研究生期间，除英语外，至少要再学一门外语，德语或法语，能兼顾更好。现在的学生学习条件好，人也聪明，有的学生在研究生期间已经掌握了几门外语。后生可畏，来者肯定胜于今。
人都是在某种特定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中成长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无不带着文化烙印。无论你在哪里，做什么，文化都伴随着你，因为文化是你的一部分，是分不开的。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其实就是修养。
当你走进一种古代文字体系时，你发现这种文字体系中的符号有四种类型：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而这四种类型反映的是四种造字法，作为中国人，你能不想到许慎的“六书”吗？何况这种古代文字体系中也有“假借”字，甚至有“转注”字！楔形文字不但有汉字中常见的这六种类型，楔文文献中还有“说文解字”文献，所以，我用“六书”和“说文解字”等汉字学概念来描述楔形文字势在必然，也自然而然，这种比较的视角不是先入的，而是后生的。通过比较，楔文结构和造字方法变得更加清晰，反过来，楔文作为一种参照系也为汉字学提供了一些新思路。我们在撰写《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期间，负责汉字部分的葛英会老师常说楔文给他很多启发。
“ME”是苏美尔文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在楔文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一个世纪以来，这个概念备受学术界关注。西方学者把“ME”解释为“神威”、“世界秩序”、“文化财富”，等等。我发现他们的理解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我在读文献时，每遇到这个“ME”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我便开始特别关注这个概念，搜集到一定数量的证据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识。2017年发表在北大学报的文章“论苏美尔文明中的'道’”表述的就是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苏美尔人称之为“ME”的这个概念内涵丰富，包括几个层次：一、用来表述天地母，即天地万物最原始的推动力；二、用来表述某些物质和精神中固有的规律和本质属性；三、用来表述内含或拥有这种规律和属性的物质和精神。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用一个词表述，给现代学者带来理解上的困惑，以致于学术界对这个概念一直感到莫名其妙。
苏美尔人的“ME”里面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韵，中国哲学中的“道”虽然不能与苏美尔人的道完全对应，却能最大限度地传达这种神韵，所以，我建议在中文著述中把“ME”翻译成“道”。但“道”对西方学者不适合，在国际学术平台，还是应该采取“概念自主”的原则，“ME”就是“ME”，内涵解释清楚即可。
我认为，我对楔文的研究和对“ME”研究都不是比较研究，而是基于本民族文化背景对非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对象的思考和描述。
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有比较才有鉴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都可以拿来作为开展比较研究的依据。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能为比较而比较，二是不能过度，什么事情都有度，过度就会走向反面。
上世纪初，随着英国学者史密斯发现泥版中的“洪水故事”和英、法、德、美考古学家在众多考古遗址都有重大发现，西方学界出现“泛巴比伦主义”（Pan-babylonism），在德国还出现了“巴比伦与《圣经》之争”（Babel-Bibel-Streit）。以德利奇为代表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旧约》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宗教和伦理上都依赖于巴比伦文化”。毫无疑问，作为古代西亚地区众多文化中的一分子，希伯来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在度量衡、宗教仪式、风俗、戒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受到影响的实例，在文学方面更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洪水故事和弃婴故事，创世思想和过程也有类似之处，但由此而全面否定《圣经》的原创性和权威性就超越了可以接受的“度”，物极必反，结果德利奇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圣经》与巴比伦文化的比较研究遭到严重挫折。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这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几乎成为禁地，直到今日也很少有二者间的比较研究。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出版年: 2021-1
内容简介：《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人类历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史诗情节连贯，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更有现世与冥世通联，人与神直接面对，想象丰富，说理深刻，人物性格鲜明生动，语言朴实、形象、优美。今之读者，读之恍若现代杰作，一种古今兴感、若合一契的感慨油然而生。（部分摘自“豆瓣”）
经常会有人问学亚述学有什么价值等类似问题。根据我的观察，问这类问题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不知道人文科学的存在价值，一种是“明知故问”，听听我的说法而已，你们属于这一类。这个问题在北大是不需要回答的，要回答也轮不到我。北大的文史哲历史悠久，而且全国领先，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引进了亚述学、赫梯学和埃及学，近些年，一些富有情怀和远见的老师又在积极推进西方古典学和亚非古典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些实际存在和实际行动就是对学科价值问题的最好回答。
我国的涉外文科（外国语言、文化、历史等等）总体来说还是很薄弱的，空白点很多，大力扶持和发展文科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国的文科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国文科教学和科研人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文科的发展情况直接关乎国民素质，甚至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北大在发展文科方面理应领军全国，垂范天下。设立古典语文项目，推进古典语文的教学与研究，可被视为北大在这方面付诸的行动，作为学生和教师的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
至此，再次衷心感谢拱玉书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充满洞见和启发性的视角。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
期待在下一期“视角”栏目与大家再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