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林则徐奉旨于1839年正月抵达广州禁烟。洋人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英国在广州没有多少兵力，英国商业监督义律义律只好交出20280箱鸦片，共计二百数十万斤，被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
道光帝闻讯大喜，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林则徐大获成功，似乎可以休手了，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可他不去。他非要洋人出具保证书，以后不做鸦片买卖。林认为英国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他还认为洋人离不开大清的茶叶、大黄，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制外国人的死命。
2、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缴烟的报告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率领海陆军队于1840年夏天来华，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
懿律在广东并不和林则徐磨牙，率兵北上占领定海，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天津大沽口，威逼北京。道光发上谕责骂林则徐：“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当时，主政天津的是直隶总督琦善，琦善与林则徐不同，他先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国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洋人的船舰“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他觉得大清的装备太落后了。
琦善心里非常清楚，山海关的炮还是“前明之物”，勉强能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国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意思说，大清带军的都是文臣，笔上的功夫虽然厉害，但对战场一无所知。所以，琦善认为这仗绝不能打！
于是，琦善对洋人说，林则徐做事苛刻，措置失当，这件事出在广东，天津无法处理，让洋人先回广州，听候钦差大臣去广东秉公查办。至于赔款多少会给一点，英国人可照旧通商。懿律和义律就走了。
琦善以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军，道光帝于是革了林则徐的职，让琦善代替林则徐赶赴广州善后。
3、
琦善到了广东后，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增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起码通商对大清也有好处。
但朝廷最烦与洋人通商，琦善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英国人急了就开火，很快大角、沙角失守。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予英国平等待遇。但道光不答应，骂琦善卖国，革职缉拿，同时调大兵赴粤抗英。
道光不满，英国政府也不满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道光依然坚持抗英，结果清军一败涂地，英军势如破竹。到了1842年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才明白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订立《南京条约》。
在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看来，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失败是正常的，逃不脱的，不失败才不正常！
不过，如果把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仅仅限于落后，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失败不知落后，落后不知力图改革、迎头赶上那才是我们最大的致命伤。鸦片战争前后，没有任何改变，个个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但中国却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4、
大清明明落伍于西方，为何反而非要与西方硬刚，而不愿以西为师？
这是因为在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中，被一种思潮所控制：认为自己最牛逼，别人都不行就是爱国，否则就是卖国；主战、反洋就是爱国，妥协、通洋就是卖国！
即便有人头脑清醒，看清了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责，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其实，真实的林则徐并非不知道大清的落后，他到了广东以后，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源。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后来日本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虽然林有这种觉悟，但他怕朝廷和士大夫们的指责，不敢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立场。1842年9月，清廷把他发配新疆时，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5、
这封信是林则徐写给大学士王柏心的。王柏心是晚清学者、治水专家，与晚清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为好友。该信全文2400多字，在这封信中，林则徐详细说明了广东禁烟的原委。
信里说虎门销烟后“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说明他预料到英国军舰要来。信中，林则徐几乎用了七成的篇幅，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并提出了希望建造大炮、组建水军的战略构想。
他从抗英的经验教训中，把制船造炮和建立水军提到战略的高度，概括成“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字要言。他强调武器的改进，更强调军队的士气和对先进武器和技术的掌握，进而大胆地提出雇募斗志旺盛的江、海人民组成水军。
这是他的私函，他居然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怕别人知道他的主张。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公开提倡改革。林则徐心里知道中外的距离，也晓得大清该怎么做，但他不敢说，更不敢做。
徐广缯升任两广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洋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已经到什么时候了，林则徐还不说实话。民心可用，民心对大炮快枪有用吗？在林则徐的眼里，他的名誉比国事重要。
与爱国英雄林则徐恰恰相反，奸臣卖国贼琦善、耆英他们把中外强弱的悬殊却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中西避战，但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还骂他们卖国。琦善、耆英孤独无援，只能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维新，大清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6、
直到咸丰年间，洋人坚持要求深入长江、华北通商，还要派公使驻北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咸丰年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国人往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这时，洋人才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战争一条路！
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东，1858年英法联军打到大沽口，1860年中外在北京通州进行交涉，条件已经讲好了，但因英使要求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一事而翻脸。其实，这本来是国际外交的基本礼节，但那时中国人绝不能容忍这个礼节，便捕拿洋人派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洋人大怒，立即攻打北京。
于是，咸丰帝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诉留守北京进行交涉。奕诉也毫无国际新知识，无外交经验，他也反对与洋人通商。后来奕诉在文祥的协助下把情势看清楚了，就毅然决然承认外国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有丧失一寸土地。
条约的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洋人在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对大清有弊，更有利，关键是看自己怎么做。从此，奕诉与文祥不再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带着大清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从而出现了“同治中兴”！
然而，1840-1860，中国已经浪费了整整二十年！否则，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